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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1956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摘要]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此刻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
[要害词]1956年 费孝通 西南民族工作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6―0067―08
一
2006年9月，笔者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发明了1956年费孝通所写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两份文献，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目前已经出版的[费孝通文集]并没有收入这两份文献。第一份文献的原文如下：
健生省长：
最近在北京的两位威宁苗族同志来谈起当地苗族的一些情况，又来一信，要我向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反映，我接受他们的请求，写了一份材料。
我经常关怀贵州的民族工作，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有了感情“。所以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送上抄件一份，供你参考，有不妥之处，请指教。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4月28日
'健生省长“指的是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徐健生，信中提到在北京的两位威宁苗族同志是张斐然和王德光。1956年4月17日，'张斐然和王德光两人找到费孝通，口头要求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反映他们家乡族人不安心的情况。19日又送来书面来信一件，费孝通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写了[关于贵州威宁苗族不安心情况的反映和意见]“。这份材料的原件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同时费孝通将它作为附件寄给了徐健生，即信中所说的'送上抄件一份“。费孝通1956年的这两份文献，反映的是那时基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关系到广大苗族群众的利益，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张斐然和王德光为什么请费孝通反映情况?1956年，费孝通时任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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